老道消息：精致利己的坏分子，还是打破藩篱的冒险家？

他当时讲道：我们这些创作人都是下九流。自古第一等文艺是士大夫托物言志，第二等文艺是官方文字工作，第三等文艺是按市场规则进行创作，是跟体制对着干的;中国长期以来就是这样的文艺体制，西方那一套不能成立，中国没有第四权，没有无冕之王，中国记者就是宣传，你搞(铁肩担道义)这事情根本不行。

授课内容后来被整理成公号文章《写微信公众号的都是下九流》。有些话被删了去，比如“本质上媒体是个皮肉生意”，可没过多久，他以此为标题再次撰文一篇，反响热烈。

演讲中，那位南方系记者当场打断他，让他不要讲这种段子，要有新闻伦理。

“这个人拍案而起，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毛主席说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文章三分之一都被删掉了。”

针锋相对的场面没有持续多久。课下，那名年轻记者又给张发来微信，指控他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博望志的采访中，张豫宏抖着身上的 36 氪蓝色文化衫，“我一个穿着T恤的，你戴金丝眼镜穿衬衫的说我是精致利己?我觉得极其荒谬。”

但他拒绝提供该记者的联系方式，并表示不希望这件事被写出来，理由竟是不愿指责对方，“他不是一个坏人。换做五六年前我也这么理解。”

2007 年，张豫宏刚进大学，还在担任高中贴吧吧主。有一阵，学弟妹和家长在吧里发帖反映问题、骂学校领导，教育处老师打来电话，让张豫宏删帖。

张说，你们觉得人家说得不对，可以反驳啊。

老师说，你在大学入党还要调查函呢，是我们负责的哦。

“老师，我这个觉悟不够，应该入不了党。”他回。

他讲到这儿笑了。张的两种笑容令人印象深刻，一种是讲完段子咧嘴笑，类似写作者们在文章里埋下一个得意包袱时的内心表情;一种是拍桌大笑，在选题会上时有发生。笑点各异，唯一的共性，是常常得不到同事共鸣。

而在讲述“精致利己”事件时，张是另一种无奈的笑。他事后分析，问题出在“调侃”的节奏没把控好。“没意识到广州是南方系大本营嘛，应该用一些更柔的词汇，比如先赞赏他们。一开始就讲媒体是皮肉生意，太具有刺激性，对他们严重冒犯，我听到我也生气。”

“今天大家都很容易拍案而起。有时候我觉得不必要在一些细节上花太多精力，抓矛盾主要方面很重要。”

段子手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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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妈的你要知道，无论资本还是权力，这两个审查方太狡猾了，你要按照新闻伦理和他们作战是毫无胜算。你看《人民的名义》里面蔡成功，通过正常的司法取证途径，最后导致完全错误的调查方向。所以就不能像宋襄公一样，在你过河的时候不打你，因为对手武装了牙齿，你不能要求我们自己太拘泥于一些东西。”

张豫宏选择不拘泥于新闻报道的方式去写作。

老道消息写文章基本不采访，尤其避免对商业大佬的采访，他们的信源有网络、书籍以及小道消息。这也是其在广受认可的同时，被质疑最多的部分。

“我用二手信息主要是避免麻烦，避免给我爆料的人麻烦，避免我自己的麻烦。相当于自我保护。”他自称，另一个原因是自己不擅长采访。老道消息的一个前员工则记得这位主编说过，商业人物讲话往往带有公关性质，想通过采访问出真话很困难——所以不要采访。

当然这不意味着素材获取不花工夫。我第二次去采访时，张豫宏出门接了个快递，向邻座女同事借来小刀裁开，招手喊我，“同学!”很开心地递给我三本旧书，“都是绝版了。”三本分别是《康世恩传》《回忆康世恩》《康世恩与中国石油》。他白天在北大上编剧课，那段时间已很久没出稿子，这三本书是用来写一篇“ 1982 系列”文章。

我旁听了一场老道消息选题会，张在会上反复提到“壁垒”一词。在新作者“起司”汇报手头文章的进展时，老编辑打断他，总结道，“那就是没有进展，你回答四个字就完了。”接着传授三种“壁垒”的来源：

一是材料壁垒，少用搜索引擎尤其百度前几页的信息，多下载大众看不懂的专业论文;

二是另一种材料壁垒，多从读者稀少的书里找故事点;

三是讲故事的方式，两条看似无关的故事线也许有内在联系。

他拿起司正在写的勒索病毒选题举例，说可以从白帽子的角度试一试。“看问题的方式这个壁垒，我可以给你提供，但收集资料的壁垒你要自己去形成。”张语速极快，指节敲着桌子，似乎有点不耐烦。起司看着他，边听边记。

平日里，他也有积累“壁垒”的习惯。如 5 月 4 日，他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马云说自己 21 岁没打过架，那意思是 21 岁时候打了一架，那年应该是 85 年，他刚考上杭州师范，大一，不知道是哪个同学挨了打?

然后他说自己小时候愿意跑两公里去看两只鸡打架，以他家和上学的位置，河坊街与武林门之间，应该有聚众斗鸡的地方。查一查!”

老道消息文章中出现的很多细节，读来让人一边吃惊，一边疑惑。这来自对壁垒和故事性的偏执追求，例如张豫宏宣称，为了把故事讲圆，“甚至知道那个二手信息是错误的，但我还是要用。”

这话听来非常不可思议，采访中，张豫宏费了不少口舌来同我交待论据。

他首先举导演张黎的作品解释：不强调史实，而强调史观。“他在历史细节上可以出现错误，而且是有意为之的错误。你看完《走向共和》，得到最强烈的信号是一定要往这个方向进行改革;《大明王朝1566》改稻为桑是虚构的国策，不存在这个东西。”

几个月前，张豫宏在一场与知名专栏作者Keso对谈活动上，论及当年3Q大战中腾讯或深圳警方意欲将周鸿祎在深圳诱捕的传言，“你到底有想法、没有实施，还是完全没有想法，还是有实施，但刚开始便被打断了，这个我觉得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所以我认为去穷究一些细节是否准确，其实是对整体不负责任。”

他又举一例，来论述这种不求真的创作方式更有生命力：“ 70 到 80 年代，苏联体制已经非常僵化，那么多腐败案件，今天谁还会记得腐败案件的新闻?大家只记得里根讲的苏联的笑话。”

在张豫宏眼中，这是段子手的胜利，也是他放弃新闻路径，而选择写“互联网故事会”的原因。他认为，传统新闻的话语体系终将过时，而段子手、说书人这类以讲故事见长的手艺人却占据了天然优势，“离有矛盾的地方更近，人民群众更喜闻乐见”。

“我从来不会把老道消息定义为新闻类，我们就是讲段子，就是讲故事。并不是认为这比新闻理想低，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的生命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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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济源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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