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劾案里的美国政治

　　（专栏作家 文森特约翰逊）时下进行的针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自1789年建国以来，美国只发生了四起试图弹劾罢免联邦层面高官的事件。严格来说，这些尝试都未能如愿。然而，其中一个案例，曾迫使一位美国总统辞职，因为很显然，如果弹劾程序启动并继续下去，他最终肯定会被确认有罪并遭罢免。

　　众议院和参议院在弹劾程序中，各自都扮演着角色。众院决定是否有充足的证据去（启动）弹劾（也就是指控）官员犯有贿赂、叛国或某些其他的“重罪或轻罪”。如果众院做出这样的指控，参院将举行审理，以决定该官员是否将被定罪并免职，这种情况下，参议员们扮演着陪审团成员的角色。

　　对术语的精准理解在这里是很重要的。要去“弹劾（impeach）”某人，意味着对他们提出指控，而不是做出有罪判决（convict）。在过去230年中，只有三名高官（包括两位总统和一位最高院大法官）曾受到众院弹劾，但他们均没有被参院定罪并免职（然而在同时期内，有15位低阶的联邦法官遭到弹劾，其中8位被定罪）。

　　19世纪发生了两起重要的弹劾案。第一起发生在1804-1805年，涉及最高法院赛谬尔·蔡斯大法官；第二起发生在1868年，聚焦于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另外两起弹劾案发生在20世纪，涉及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4年）和比尔·克林顿总统（1998-1999年）。

　　虽然彼时广播、电视或互联网还没有发明出来，蔡斯和约翰逊的弹劾案还是引发了公众的极大关注。最终，这两起弹劾案就像法院判决（先例）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国的权力分立原则。

　　在决定发起对塞斯大法官弹劾的投票中，众议院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考量的驱动。蔡斯是一位铁杆的联邦党人（Federalist），其司法行为和政治声明，深深触怒了当时由共和党主导的众院。

　　蔡斯显得行为莽撞，言语刻薄，不仅公开批评共和党人的政策，而且在费城和里士满流动巡回法庭（riding circuit）当法官时，就一些刑事案件做出过有问题的判决（美国建国之初，最高法院很少听审案件，当最高院不开庭时，大法官们会被要求在国内不同区域旅行断案——通常乘坐驿站马车）。由此，蔡斯因上述“问题判决”，以及向巴尔的摩的一个大陪审团所做的过头言论而遭到众院弹劾。

　　对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弹劾，部分也是出于政治动机。约翰逊是一位边界州（border-state，指在强硬的南方州以北、传统上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州，其中不少州内战前支持奴隶制——译者）的民主党人，支持保留联邦（the Union），但不支持废除奴隶制，也不支持黑人获得投票权。他在1864年在全国联盟党（19世纪60年代中期由共和党和部分民主党成员创立的一个政党，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战争民主党人”，即内战爆发后支持更为激进的联邦政策和共和党总统林肯的政策的民主党人，以扩大林肯再选的选民基础。1860年，林肯以共和党党员身份当选总统；1864年，林肯则通过全国联盟党谋求连任——译者）的票选中，被共和党和部分民主党成员成功提名为林肯的副总统竞选伙伴，以成功扩大（选民）基础，支持林肯在内战期间的再选努力。约翰逊在1865年林肯遇刺后就任总统。

　　约翰逊反复阻挠有利于黑人的南方重建计划，这激怒了计划的提出者，即国会共和党人。当他无疑违反《任期法案》，未经参院同意免除战争部长职位，就被众院抓住这一把柄，作为弹劾的依据。当时马萨诸塞的查尔斯·萨姆纳参议员声称，约翰逊弹劾案是“反奴隶制的最后一次伟大战斗”。奴隶制是美国内战的主要起因，并于1865年被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所废除。

　　在蔡斯和约翰逊弹劾案中，被告人是否犯有足以被参议院定罪的“重罪或轻罪”，是值得商榷的。这两位高官都不太受人待见，当时的参议院也分别都被反对党所把持，如果依照党派划线来投票，都能凑齐宪法要求的三分之二多数票，蔡斯和约翰逊都将被确定有罪。但是，在上述两个弹劾案中，都有一部分参议员在审查过证据后，没有一味跟着本党走，而是选择投了反对票。他们做到了超越政治。

　　在政治环境如此占优的情况下，蔡斯和约翰逊案的弹劾均告失败，这对型塑美国政府体制起到了异乎寻常的重大作用。两次审判都彰显一个立场，即政治分歧本身不足以单独构成免除一位高官职位的依据。

　　今天，人们普遍确信，一位高级官员仅能在证明其严重违法的证据基础上，被褫夺公职。这个简单的观点并不总是很明确。在蔡斯弹劾案时代，有观点认为，国会可以仅仅因为其意欲将该职位交给一个更能胜任的人，而褫夺被告的公职。

　　在1992年的《大调查》（Grand Inquests）一书中，威廉姆·恩奎斯特大法官写到，蔡斯无罪判决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确保了联邦法官独立于国会对他们所做司法判决的监管”。

　　对蔡斯弹劾的失败，有效确保了联邦法官们的终身任职（制），只要其不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终身任职制对司法独立而言十分重要，在美国，人们认为这对确保法律面前公正平等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免于政治报复的法官们，更有可能做出忠实于法律的判决，而不是做富人、权贵，抑或社会关系网强大的人的跟班。蔡斯案后，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再遭弹劾。

　　约翰逊弹劾案对于行政分支而言，意义同样重大。该案确认了总统拥有巨大的独立性，约翰逊案后，还没有总统非自愿地离开其职位。

　　上了岁数的美国人，几乎都记得20世纪针对尼克松和克林顿的弹劾案，因为这两起案件都为电视所广为传播。在许多方面，尼克松似乎不太可能成为被告人，他于1972年以一场大胜获得总统连任，赢得了60.7%的普选票，以及50个州中的49个（指选举人票——译者）。

　　很明显，尼克松当时会在总统位置上再呆四年，但击倒他的，是“水门事件”丑闻，以及1972-1974年间在诸多法庭、媒体以及国会听证等各项活动抽丝剥茧地对该丑闻的介入。最终，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卷入掩盖1972年大选期间位于华盛顿的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被侵入的事实，由此水落石出。

　　1973年10月，尼克松试图通过解雇关键的检察官，以阻挠一项针对水门窃听事件的独立调查，这件事后来被人称为“星期六（夜）大屠杀”（Saturday Night Massacre）。众议院则由此启动弹劾调查还以颜色。

　　最终，最高法院下令要求尼克松将含有侵入事件和掩盖行为重要证据的白宫录音带移交给检察官。当尼克松交出被称为“罪证确凿”（the smoking gun）的录音带内容的文字整理稿之际，由于其中包含有证明其罪状的强有力证据，他原先得到的政治支持瞬间就坍塌了。

　　两党的政客们都认识到，弹劾尼克松的票数是足够的。两党可以依据下面三个理由提出弹劾：阻碍司法、滥用权力以及藐视国会。尼克松大势已去，于是在众院对弹劾条款进行投票前，选择辞去总统职位。

　　尼克松弹劾案，是又一个国会成员们立足大是大非、超越党派忠诚而作出决定的案例。彼时尼克松对美国而言，已经是一个巨大负担，今天的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一幕大戏恰是在美国最风光的时刻展开的。尼克松弹劾案显示了无人能高于法律的立场——即便是新近再次当选的、赢得有史以来最多普选票票差总统。

　　与蔡斯、约翰逊和尼克松弹劾案建立起的诸个高尚原则相比，1990年代末发生的克林顿弹劾案，就显得乏善可陈。克林顿因违背誓约撒谎和阻碍司法而遭弹劾，该指控缘起于针对克林顿的一起性骚扰法律诉讼，以及与此没什么干系的所谓他在听证会上否认自己和某位白宫实习生有性关系的事件。对某些观察者来说，这件事和宪法所规定的弹劾没什么干系，因为这里没有涉及“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或轻罪”。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宣誓后作伪证就构成严重犯罪。就伪证罪的指控，45位参议员投票赞同罪名成立，而另55位参议员投票赞同宣告无罪；就阻碍司法的指控，参议员们的投票则五五波打平，离宪法规定的三分之二多数尚有很大距离。克林顿由此被宣告无罪，并得以继续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

　　当下悬而未决的特朗普弹劾案，其引人瞩目之处，在于所涉事件，远比蔡斯案（斥责陪审团）、约翰逊案（违反了内容含糊不清的法律）、尼克松案（掩盖一桩不大的入市行窃案），以及克林顿案（就一个以同意为基础的性关系撒谎）来得重大。近期证人在众院委员会的证词强烈宣称，特朗普犯了贿赂罪（该罪不仅包括行贿或受贿，还包括试图这么做，以及索贿）。

　　在特朗普案的进程中，弹劾的认定应当保持高标准。在弹劾程序中，国会成员应当聚焦于所指控的罪名本身，以及真实度如何，而不是致力于搞党派政治。弹劾并不是去投一个总统或法官的信任票。弹劾一个高官，本质上是一个司法程序，必须建立在针对被控方的具体刑事指控的基础之上，且有压倒性证据（compelling evidence）为支撑。

　　作者文森特·约翰逊为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圣玛丽大学法学院院长、查尔斯·坎图（Charles E. Cantu）杰出讲席教授

　　译者贾平，公共卫生治理项目执行主任，美国圣玛丽大学法学院兼任教授

（编辑：济源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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