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东南亚煤电发展空间缩小 警惕投资风险

　　文丨王衍

　　绿色和平 ESG项目主任

　　南亚和东南亚是中国海外电力投资和贷款流向的主要区域，尤其是向燃煤电厂。但近期该区域燃煤电厂建设趋缓，投资不确定性增加，在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和越南等国，燃煤电厂已经受到了来自政策变动、生态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的影响。长期来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也会逐渐传导到煤电项目投资方和贷款方，造成运营损失和资产贬值。这些国家的政府正在将发展重点转向可再生能源，积极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和政策。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应提高对海外煤电项目的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并及时调整投资策略。

南亚和东南亚煤电建设趋缓

　　近期全球能源监测（Global Energy Monitor）统计，2019年东南亚地区燃煤电厂建设趋缓，当年开始建设的燃煤电厂规模已连续三年下滑（如图1），并指出可能是由于社区对燃煤电厂环境影响的忧虑、可再生能源不断提高的竞争力和全球快速紧缩的煤电融资环境。

　　南亚部分国家也出现了燃煤电厂建设速度放缓的征兆：今年5月，孟加拉国因担心电力过剩而可能带来的经济负担，表示暂时停止审批新建电厂；巴基斯坦在过去2年中也因电力过剩的忧虑而取消了多个原本在“中巴经济走廊”下的燃煤电厂。

图1：东南亚地区当年投建的燃煤电厂装机（兆瓦）

中国煤电投资的主要流向区域

　　南亚和东南亚是中国煤电投资的主要流向区域。绿色和平根据公开资料统计，截至2018年末，过去10年中国企业在海外通过股权投资参与建成了10.8吉瓦燃煤电厂，近94%在南亚和东南亚，还有23.1吉瓦在规划中或建设中。按中国近期燃煤电厂造价估算（2016-2017年投产火电项目决算单位造价为3593元/千瓦），这些未建成的项目投资额将近830亿元。

　　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大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同时又受到环境和资源的约束。该区域是全球PM2.5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最严重的区域之一，部分沿海国家，如孟加拉和印尼，极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天气、土地被淹及退化、生计受损等风险高。另一方面，南亚和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环境治理能力不足，相关法律法规不够稳定和完善，而公众、社区和媒体活动活跃，对环境问题持续表达着诉求。所以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燃煤电厂投资和建设所面临的风险更复杂多样。作为煤电项目的投资人和贷款人，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应该更加重视这些项目的长期风险。

南亚和东南亚的煤电投资风险

　　对于电力投资商，影响海外煤电项目投资回报率的关键因素通常有：容量电价或照付不议的电价制度（意味着即使电厂不发电，购电方也需要根据电站建设成本、固定运维支出和一定的投资回报率，定期付给企业一部分电费。这点是不同于中国国内的电价机制的，是锁定海外煤电项目投资收益的关键因素），发电优先调度，外商投资门槛，税收优惠，东道国政府的电价支付担保，项目审批流程简化等。

　　南亚和东南亚曾严重缺电，但伴随着部分国家的电力供需逐渐平衡，原本对煤电投资有利的政策正在逐步取消。此外，由于燃煤电厂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这些项目的落地也在变得更加困难，未来南亚和东南亚的煤电项目投资风险日趋显著。

　　1、部分投资目的国正逐步取消煤电投资利好政策

　　南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曾经严重缺电，为了鼓励更多电力投资，曾拟定众多电力投资优惠政策，但这些原本有利于煤电投资人锁定投资回报的“筹码”正在消失。

　　如巴基斯坦，2012-2013年间曾出现过严重的停电，当时其首都伊斯兰堡和主要城市拉合尔会出现每天10小时以上的断电。在此背景下，巴基斯坦在2013年6月提出了燃煤电厂的预先电价机制（upfront tariff），即投资人只要认可政府设定的电价和一些技术边界条件，即可更快拿到项目批复。一年后，为加大对私人投资的吸引，巴基斯坦进一步调高了燃煤电厂预先电价，将电价分为容量和电量部分，容量部分保证了投资人的内部收益率达17%-18%，还留有煤电联动空间和照付不议政策。但在2016年9月之后，巴基斯坦决定不再沿用预先电价制度，而对新建煤电项目采用竞争招标电价（Competitive Bidding Tariff），因为政府希望借此继续压低发电端的成本。这意味着煤电项目的投资人不再拥有锁定投资回报的电价制度保障，发电端的竞争加大，投资回报率可能被压缩。

　　但另一方面，即便投资人保证了项目的批复或成功并网，因巴基斯坦目前较高的信用和金融风险，项目的资金回收或项目的长期运营仍将受较大影响。巴基斯坦由于用电端电价长期低于发电端成本，且用户电费回收困难，电力行业面临严重的“三角债”负担每年还在增加，2018年末资金压力约450亿人民币（1000亿巴基斯坦卢比）。这导致巴基斯坦购电方拖欠发电商电费现象普遍，约为3个月电费，这会给电厂现金流造成不小压力。如果“三角债”长期无法缓解，购电方可能因财务压力而出现电费违约的风险，这是中国海外煤电投资商不得不警惕的一类长期风险。

　　巴基斯坦并不是个例。东南亚和南亚部分国家的整体投资风险高，尤其是主权风险、外汇风险和金融风险，可能影响项目的资金回收或项目的长期稳定运营。

　　2、资源、环境约束和气候变化推高燃煤电厂运营成本

　　燃煤电厂项目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环境和气候变化风险。一方面如水资源短缺，极端天气如干旱，会影响燃煤电厂正常运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全球约50%的燃煤电厂位于高水压力地区（即水资源短缺问题更显著）。在印度，缺水曾导致部分燃煤电厂在一季度蒙受了高达17.39%的收入损失（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的营业收入）；在巴基斯坦，中国参与投资或贷款的燃煤电厂在运行期内，水资源压力会有1.4-2倍的提升。

　　另一方面，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对碳排放的约束，会逐渐传导到新建燃煤电厂，表现为舆论压力，推高运营成本，或导致资产贬值。《自然》子刊的文章指出，为达到《巴黎协定》1.5度温度控制目标（即控制全球温升到2100年不超过工业化前的1.5℃），除了要停止新建燃煤电厂，所有现运行燃煤电厂的寿命上限要缩短至20年。

　　虽然目前南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的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标准仍较低，还未建立碳排放交易或碳税等机制，但未来这些标准的提高或政策变动，应在投资方案设计和可行性研究阶段就予以考虑。

　　3、忽略社会许可，海外燃煤电厂落地困难

　　由于全球日益严峻的环境和气候问题，燃煤电厂正受到当地居民和环保组织等利益相关方越来越严格的审查。近期，南亚和东南亚有不少燃煤电厂因环保问题而被中止或取消，新项目推进缓慢。如中资企业在孟加拉国参与投资和运营的Taltali和Kalapara燃煤电厂，因靠近世界自然遗产而被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UNESCO）要求中止，须重新完成该区域开发环境影响评价后，项目才有可能继续推进。

　　在海外，即便煤电项目获得了政府部门的支持，环保等各种证件齐全获批，项目由于缺少社会许可（Social Licese），依旧会导致误解或项目中止而前功尽弃。中资企业和银行在开展海外项目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容易忽略与公众、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等利益相关方沟通，不愿投入资源做社区沟通工作，互动渠道薄弱，缺乏有效沟通和相互信任。考虑到部分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目前的政治和安全形势，环境问题容易转化成社会风险，不仅影响项目的谈判或建设进程，还有可能影响企业形象，甚至演化为外交问题，这是中国投资方须谨慎考虑的。

南亚和东南亚政府愈加重视可再生能源

　　不少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发电主要依赖于进口或开采本地化石能源，但这造成了环境污染，或过高发电成本带来的财政负担。而这些国家同时也拥有丰富的光伏和风能开发潜力，伴随可再生能源成本的显著下降，不少国家已经开始调整能源规划或颁布政策，将可再生能源发展列为重要目标。

　　比如在越南，政府在2017年7月至2019年7月间为光伏项目设定了9.35美分/千瓦时的购电价格，高于同期政府设定的超临界燃煤电厂参考价格。在这一窗口期，共有4460兆瓦的光伏电站并网，未来越南政府对风电项目的电价激励还将继续。在巴基斯坦，2019年最新的电力发展规划计划到2030年，30%的电力会来自太阳能、风能等非化石能源，而这一比例在2017-2018年期间仅为4%。

　　根据碳追踪（Carbon Tracker）的计算，全球目前有超过40%的燃煤电厂在亏损运行，长期来看燃煤电厂成本还会因煤炭成本、污染治理费用上升和碳排等因素继续提高。预测到2030年，与其保留现行燃煤电厂，新建光伏和风电电站将更经济实惠，加上这些可再生能源低碳环保和建造周期短，越来越多的东道国会向可再生能源发电倾斜更多的资金或政策支持，这将进一步挤压煤电厂的发展前景。

海外电力投资的风险管理和策略调整

　　中国的企业和银行是全球，包括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燃煤电厂的主要投资方和融资方。燃煤电厂因其污染和碳排的属性，在规划、建设和运行阶段面临各种风险，不仅影响投资回报和贷款的回收，更容易演化成舆论或者外交压力。

　　企业应谨慎参与一些高风险地区的煤电投资项目，在投资前的尽职调查中加强对项目环境和社会风险的识别和筛查，将多方采访、论证和社区沟通等花费计算进投资成本，调整项目成本预期；另一方面长期跟踪和评估东道国的能源相关政策、行业和市场的变化，充分考虑更低碳和环保的选择，多参与东道国可再生能源项目。

　　中国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根据绿色和平的统计，2014-2018年，中国企业在海外以股权投资参与建成的风电、光伏项目主要位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在孟加拉国、阿富汗、越南、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的投资及计划投资的光伏项目装机量更是超过了这些国家截至2018年底光伏装机总量的30%。未来，中国在海外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可以继续探索和加强。

　　对于金融机构，可对海外项目开展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压力测试，或更长期的风险识别和分析，尤其是一些资源环境约束显著、对气候变化敏感的国家或地区。

　　此外，银行和企业都应该提高海外项目的透明度，更详细和主动地披露海外投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政策、有潜在重大风险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报告等。信息的主动披露有利于和利益相关方及时开展对话，尽早识别和规避潜在的风险，避免事后被动应对。

（编辑：济源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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