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互联网企业进入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与监管

近年来我国部分大型互联网企业开展金融业务，对促进网络支付、小额信贷、征信等在线金融服务、提升金融体系整体效率、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大型互联网企业开展金融业务也可能带来市场垄断、监管套利、数据安全和保护、信息技术监管有效性，以及更易触发系统性风险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应加强顶层设计，明确监管规则，加快建立健全有效监管框架。严格市场准入，严格金融业务准入和持牌经营要求，强化功能监管，保持监管一致性。加强数据监管和消费者保护，防止数据垄断并藉此获取超额利润。发展监管科技，提升风险识别、防范与处置能力。落实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则，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

近年来，我国大型互联网企业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推动支付、信贷、征信、资产管理等行业发生显著变化。在充分肯定大型互联网企业从事金融服务的优势和积极影响的同时，应全面、深入认识可能产生的风险，有针对性地拟定相关政策措施，不断加强和改进监管，确保金融稳定和安全。

一、大型互联网企业进入金融服务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

近年来，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科技公司成长迅速，并不断向金融领域渗透发展，利用其长期服务积累的客户数据和新兴的大数据处理技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金融服务生态，特别是在一些小额、零售行业，起到了积极助推作用。如在电子支付领域，推动我国支付服务深刻变革。今年二季度，我国电子支付业务中，非银支付机构电子支付业务笔数是商业银行的3.52倍。在信贷领域，大型互联网企业积极开展小额信贷业务，促进服务重心不断下沉，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提升。蚂蚁小贷“花呗”的用户量超过1亿元，其中约50%分布在三线以下城市。在征信服务领域，大型互联网企业开创了以线上数据为基础的信用评价和征信业务。如蚂蚁科技为我国超过3亿“信用白户”建立了数字信用记录，开展线上实时风控。在资产管理领域，大型互联网企业以良好的线上体验，有效提升用户黏度，有力推动网络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截至今年二季度，天弘基金余额宝规模达1.22万亿元，个人持有比例99.99%。理财通客户数量突破1.5亿，管理资金保有量达9000亿元。

总体而言，大型互联网企业跨界金融服务业，对推动我国金融业在部分领域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扩大服务范围，拓展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推动普惠金融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也要认识到，大型互联网企业广泛深入地进入金融服务领域，也在深刻地改变金融业，并可能产生一些与过去我们所熟知的传统金融业截然不同的风险和问题，需要进行深入剖析并妥善应对。

二、大型互联网企业进入金融领域带来的问题和风险

大型互联网公司进入金融领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金融业的本质特征，金融业传统上面临的风险，如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期限和币种错配风险，以及一些总量和结构性问题都继续存在，短期内也看不出有实质性改变。但大型互联网公司进入金融领域产生了一些新的风险和问题。

一是垄断和不公平竞争。首先，大型互联网企业凭借技术优势掌握大量数据，辅以互联网技术的外部性特征，容易形成市场主导地位。大型互联网企业从事金融业务不但使其原有业务市场主导地位得以巩固，更使其新开设的金融业务更容易获得数据、信息和客户资源，迅速获得竞争优势。其次，上述竞争优势可使得大型互联网企业在资源配置中权力过度集中，并逐步强化为市场垄断。大型互联网企业可大量“烧钱”，从抢流量、抢客户入手占领市场，利用直接补贴或交叉补贴，先使自己成为“赢者”，再兼并其他竞争者，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第三，大型互联网企业还可能导致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传统措施失效。过去应对市场权力过度集中的有效做法是放松市场准入，但现在一旦放松某一领域的准入门槛，允许大型互联网企业进入，他们可能迅速抢占市场，挤垮竞争对手。

二是产品和业务边界模糊。金融服务必须满足特定资质要求，坚持持牌经营原则，严格准入和业务监督管理。若大型互联网企业大量开展金融业务，但却宣称自己是科技公司，不仅是逃避监管，更容易无序扩张，造成风险隐患，不利于公平竞争，也不利于消费者保护。不仅如此，大型互联网企业进入金融领域，其持有的一些金融机构从个体看其业务范围、地域限制等都有明确规定，但往往凭借技术和网络平台模糊其边界，突破地域和业务范围限制。例如，有大型互联网企业旗下的小贷公司不仅从事网络信贷甚至信用卡业务，还突破地域限制，通过支付平台将客户拓展到全国。

此外，大型互联网企业往往同时提供多种类金融产品和服务，这些金融产品和服务业务在传统框架下往往边界较为清晰，相互之间设有“防火墙”，监管要求相对明确，但大型互联网企业的介入和技术的运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一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结构、功能和性质，造成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边界模糊、性质易混淆，为监管套利提供了可能。例如，大型互联网企业提供期限转换、信用转换等金融服务，但并不需要满足银行面临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率、信息披露等监管要求。特别是大型互联网企业涉足金融业务规模大、复杂性度高，投资者和监管部门难以准确了解其风险状况，使得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相关问题更加突出，不利于金融风险防范和投资者保护。比如，银行受到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的支持，这会助长大型互联网企业集团内非银机构利用这一制度安排，增加冒险行为。

三是信息技术可控性、稳定性风险。大型互联网企业使用前沿信息技术往往给监管机构风险识别、监测与处置造成困难。首先，监管机构难以识别高科技“黑箱”及其隐含的风险。例如，区块链网络通常由多个节点共同维护，一旦技术问题或服务中断导致交易失败和经济损失，其责任主体难以确定。其次，监测滞后将影响风险处置的及时性。金融数据通常面临多系统、多环节留存，导致数据流转追踪难、控制难，数据确权与可信销毁更加困难。即使隐私保护法律法规相对完善，这类活动依然难以被监管机构有效监测、及时预警，只有在信息泄漏导致网络诈骗等违法行为发生后才做处置，对金融消费者财产安全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再次，大型互联网企业采用数据驱动、平台支撑、网络协同的业务模式，增加了风险处置的困难。大型互联网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以平台模式为大量长尾用户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涉及对公众资金的快速大范围转移、隐蔽性聚合和不透明管理。尤其是，大数据模型尚存在理论基础不完善、稳健性较差等问题，一旦发生失误，触发金融风险，或进一步增加风险处置难度。

（编辑：济源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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