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底一体化成形 运载能力提升

本次天通一号 02 星，是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该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终端组成，天通一号 02 星进入轨道后，将与天通一号 01 星组网运行，构成空间段。

　　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负责发射任务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有两项技术改进，改进后有效提升了火箭的可靠性和运载能力。

　　据了解，一枚火箭上通常有 26 个箱底，约有 260 道焊缝，总长度将近一千米，而这些焊缝破坏了材料的连续性，成为整个箱底最薄弱的环节。焊缝一旦开裂，会导致燃料泄漏，影响火箭发射成败。
 

1874 年，徐寿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联手创办格致书院（现为上海格致中学），座落在上海广西北路 66 号，是一所完全新型的近代学堂，主讲矿物、测绘、制造等课程，称得上是一个西学传播的中心。后来徐寿在《Nature》上发表的论文，英文版便是由傅兰雅操刀翻译。

　　在发表论文 3 年后，徐寿便因病逝世。其创办的翻译馆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坚持了 45 年后，以“翻译西书又造不出大炮”为由，被时任北洋政府一把手的段祺瑞下令关闭。从《Nature》发表徐寿论文的 1881 年，到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中国科学研究在大段的时间里都只有留白。

　　究其根本，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官僚机构、社会组织、人才梯队的密切配合，更离不开财政的投入、金融的润滑、商业的造血和普罗大众对科学精神的尊重。几位昙花一现的科学天才是弥足珍贵的，但难以撼动历史的车轮。

　　从五四喊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那刻开始，“科学强国”成了几代中国人持续奋斗和努力的目标。而在一百年多年后的贸易战里，我们又觉得之前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在当下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也有必要去复盘，在与历史赛跑的百年中，我们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

　　或者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中国离科技强国到底还有多远？

　　李约瑟之问：基础投入的历史赛跑

　　这个问题不光中国人在问，外国人也在问。最早在西方学术界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中国科技史界的“白求恩”——英国人李约瑟。

　　李约瑟（Joseph Needham）是英国一名生物化学家，毕业于剑桥，很年轻时就名扬学术圈。他在 37 岁那年接待了几个中国留学生，听闻了他们的介绍后便对中国古代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后李约瑟开始学中文，并先后十几次来到中国，走访 3 万多英里，最终撰写了大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可以说李约瑟通过大量的考据、发掘和整理，系统性把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展现给了西方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带来了科技自信，但与此同时，他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略感羞愧的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李约瑟之问”的答案很多，有人从思想文化角度找答案，有人从政治体制角度找答案，各自有各自的道理。但如果从纯科学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技术基本上都是经验技术，属于工匠文明，缺乏理论层面的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社会自上而下对基础科学是忽略的。

　　以火炮为例，这种冷兵器时代杀伤力巨大的武器，理应被统治阶级投入无数精力来研发和改进，但一直到清朝，中国人对火炮仍然“只知道用铁铸成炮身，全无科学分寸，所以施放不能有准头”[5]，相比之下，欧洲则沿着火药、机械、冶炼等方向深入至化学、物理、材料等学科，成果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位于贵州的“中国天眼”

　　科学界最著名的两大期刊，一个是 1869 年创刊的《Nature》（自然），一个是 1880 年创刊的《Science》（科学），能在这两个杂志上发表论文，基本上就等于叩开了国际顶级学术圈的大门。但少有人知道的是，中国人第一次在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时间，是 1881 年。

　　1881 年，《Nature》杂志发表了一篇来自中国的论文，名字叫做《声学在中国》。论文对著名的伯努利定律提出质疑，并用现代的科学矫正了这项古老的定律。对此《Nature》编辑部高度评论道：“我们看到，对一个古老定律的现代的科学的修正，已由中国人独立地解决了。”

　　这篇英文论文其实是翻译自一篇拗口的中文论文，叫做《考证律吕说》。论文的作者徐寿生于无锡一个地主之家，少时研究经史百家，但在童生考试不幸折戟。落榜后的徐寿深感“学八股救不了中国人”，索性放弃了科举做官的发展道路，他开始涉猎数学、物理、化学等书籍。

（编辑：济源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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